應意昂体育平台“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人類學家、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院士大衛?帕金（David Parkin）教授於2016年5月10日-25日到意昂体育平台講學🧝🏽。意昂体育平台國際合作部、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承辦此次講學活動，光華教育基金會提供資助💬。
5月12日下午，意昂体育平台副校長李巖松在臨湖軒會見了大衛?帕金教授👨🏿💻。帕金教授此次來訪，是繼1998年應費孝通教授之邀，參與意昂体育平台百年校慶“國際人類學系列講演”活動之後🙇🏻♂️🧑🏽🦱，時隔18年再次到訪意昂体育平台。李巖松對帕金教授的到訪表示歡迎，並向他頒發了“大學堂”頂尖學者銅牌及證書♟。意昂体育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王銘銘陪同會見。
李巖松向大衛·帕金頒發“大學堂”頂尖學者紀念證書
帕金教授此次意昂体育講學活動包括四場系列演講及一次圓桌討論。5月14日下午👕，題為“人類學：全球溝通中的人道主義聲音”的首場演講在第二體育館地下報告廳舉行🧚，哲學系教授吳飛擔任評議🎅🏼，王銘銘主持🛍️。演講中☂️，帕金從全球溝通、人道主義與人類學這三個目前與整個世界未來發展產生密切關聯的研究領域入手🧜♀️，闡述了當前超級多元（super-diversity）時代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新挑戰，以及人類學在應對上述挑戰時所具有的理論潛力。 所謂“超級多元”的概念，帕金借用自德國馬普研究所所長史蒂夫?韋爾托韋茨（Steven Vertovec）的概念🏊🏿♂️，指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發展所呈現的一種新的時代特征4️⃣🧏♂️。在這樣一個時代，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雜居於超級城市（mega-city）中👭，這些流動的新移民帶來了宗教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樣性。超級城市的政治文化影響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民族國家”📜🤹♀️，這將引發社會科學界反思以邊界或邊疆概念對民族國家進行研究的諸範式⬜️。在“民族國家”的單一範式下，政治一體性與文化多樣性被視為重要的對應🧑🧑🧒，而“超級多元”則試圖打開社會科學研究的可能性，推動“人”及“社區”的研究走向開放🧙🏻。這種社會科學研究向度的開放，伴隨的是兩股“後”思潮的蒞臨。一是帕金所稱的“後人類主義”，一是他引用阿納特（Arnaut）所稱的“後全景監控”。“後人類主義”意味著破除以人類為中心的本體論，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其他非人類物種之上，並且充分考慮生物技術帶來的影響，這種擴展表現在“主體”意義上。無論是靈長動物🧖🏽♂️、脊椎動物，還是技術及技術所創製的人工造物，都被認為具有能動性（agency）🙎🏼🀄️，這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人與非人（non-human）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不得不將這些非人也視為“主體”，這無疑挑戰了以人為世界唯一主體的觀點。“後全景監控”則是更為透徹且悲觀地認為👺，個體的完整性被“超級多元”所肢解，分散。尤其是在電子信息技術的影響下，個體很難被捕捉為具有完整人格的個體，雖然政府和公司越來越加強他們彼此的聯合控製，但是個體也通過網絡技術走向另一個“碎片化”的極端。這兩股“後”思潮，對於帕金這樣的人類學家來說，難以再用“一”與“多”的對應關系加以簡單概括。“超級多元”所指出的這種全球復雜性⛹🏽♂️，使得社會科學及大部分人文學研究不得不進一步走向開放，走向對人之本質的哲學追問。這對於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來說🕸，尤為要害🐱。作為人類學的學科關懷之一，“溝通”揭示了人類學學科本身帶有的“介入”或“應用”色彩。介入是說人類學家在與其調查對象“溝通”的時候💂🏽♂️🏄🏽，不得不對是否介入他者生活進行反思💁🏻♂️；應用是說人類學家所書寫的文化翻譯的調查報告✢，在一定程度上為跨國公司👨🏻✈️、政府、NGO組織提供了決策參考。
大衛?帕金進行首場演講
帕金教授在其余三場人類學專題演講中🫶🏼，從專業的角度與意昂体育師生探討當今人類學的思考路徑和研究焦點🏌️。5月16日下午，帕金教授在英傑交流中心第二會議室作題為“我們能否調和人類學中的普遍與特殊”的專業講座，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教授朱曉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舒瑜副進行評議。講座討論的是民族誌方法論中的核心問題，即如何調節個案中的特殊性和普世性👨🏼💼。講座中🤱，帕金運用翔實的民族誌例子，追溯人類學方法論的起源、發展與轉型😜：從馬林諾夫斯基以降的數代人類學家所發展出的小群體研究🤟🏿👮🏻，到隨後伴隨著全球化而出現的諸多對於人群網絡的研究👮🏼♀️，最近一個階段則是對全球化時代交往溝通的研究。他特別註意到人群網絡研究乃是因為1990年之前的族群關系政策已經不再適用於當前移民增多、互聯網發展的新的世界格局。然而，在流動性與不確定性迅猛增加的“超級多元”時代，首先需要被觀察的仍然是全球鏈條中的小群體🧛🏻♀️。面對復雜的全球網絡，人類學無能為力📮👨👩👧👦，它只能堅持從特殊到普遍的“田野民族誌”方法論來完成研究工作。因此👩✈️，層級（scale）的概念在本質上是為了調和特殊到普遍的跨越，使得人類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在“超級多元”時代可見可行👩🏿⚖️，且具有意義。
演講活動現場
5月17日下午，帕金教授舉行第三場講座🧍，題為“語詞和符號：一個人類學的難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梁永佳、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張亞輝擔任評議。帕金在講座中指出，在“超級多元”時代，多族群混雜的社區不僅存在語言借用、重新組合的現象，而且還存在通過符號而不是語言便達成溝通的情況，比如行車燈與廣告牌。可以說，語詞與符號構成了溝通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既然如此🟩，社區之內的人群又該如何達致溝通呢🧔🏼♂️？帕金認為指號過程（semiosis）和多模態（multi-modal）溝通是交流能夠達成的途徑。他指出，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取向試圖超越純粹的語言學研究，以及“邏各斯中心”的理性視角，這不僅揭示了“溝通”的多種模式與途徑，而且其過程被視為是相當隨意的，甚至是無意識的，具有一種水波或光譜般的流動性🏡，帕金稱之為“索引性”。
5月19日下午，帕金教授發表題為“‘精神’作為‘物質’的一部分”的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正愛、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劉謙擔任評議🎟。帕金在講座中具體對當今世界話語中的兩個關註焦點“物質消費主義”和“宗教精神”進行闡釋，並從人類學的視角對“物質”和“精神”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解讀。例如🤟🏽👩🏻🍳，凡勃侖將物質上鋪張的宗教狂熱視作維持甚至擴大階級差異的活動之一💅🏼，而馬克斯?韋伯則持截然相反的觀點，在後者看來🏐，為宗教所支持的對物質消費的禁欲，為一個小群體的資產階級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他們通過節製和勤儉而區別於普通工人。帕金將人類處理物質主義與精神性的關系歸納為五種模式🚣🏿♂️：凡勃侖模式（Veblen model），包含炫耀性的消費💇🏽、鋪張的獻祭以及一個閑暇階層；韋伯模式（Weberian model）🔻，包含物質節儉🥝、資產者的成功以及宗教救贖的承諾⏭；苦行模式（Ascetic model），則將節製視作通向精神純潔之路；庶民模式（Subaltern model），將宗教作為受壓迫者的物質與精神表達⏏️；最後是萬物有靈模式（Animistic model）。
5月22日下午，圍繞大衛?帕金教授的系列演講，“大學堂”講學計劃還聯合意昂体育平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在靜園二號院舉辦了一場題為“人類學與當代世界的危機”圓桌討論，渠敬東主持，意昂体育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社會學系教授朱曉陽💜🍢、王銘銘，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聖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張誌強，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江湄，清華大學公共關系學院羅祎楠等參加討論。討論焦點由危機切入✌🏼，王銘銘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危機，例如異化帶來的物質性、文化多樣性帶來的社會和文化的不對應性🤦🏻。帕金認為👮🏻，目前所要面對的危機是一種持續性的危機🧏🏽♀️，這些危機實際上表現在一些新的方面，包括移民和難民、數字革命1️⃣、全球性的消費主義等等🍔，需要學者用“後人道主義”的方式去理解🧑🏼🤝🧑🏼。隨後，與會學者分別從自己所處的學科語境出發，對上述危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楊聖敏從民族學的角度，認為這些危機與其說是文化問題，不如說是政治經濟方面資源分配的問題。張誌強則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認為如果將文化多樣性放置在一元性框架下🚣🏿，實質上這並不是真正的多元主義🛀🏻，因而危機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江湄將當今的危機和全球化的現代轉型聯系在一起，認為在第三世界中出現的復雜而深重的危機和災難2️⃣，恰恰是世界思想史的心路歷程的一種表述。朱曉陽對危機並不持有悲觀態度🔒，他從後現代的角度進一步解讀目前學科內部的轉向和研究領域的擴展☝️👩🏽🦱。鄧小南表示，人類學的研究應該和歷史學的研究聯系得更密切，學科之間的跨越和交流也是應對危機的解決路徑。最後，帕金回應討論，認為溝通和交流依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在人類學的歷史上，還是在人類社會在解決國家官僚機構與跨區域之間的文化等多層次關系之中🙍🏼♀️，人類學提供了非常好的視角和路徑。參會人員發言踴躍💁🏻♀️，從各自不同的學科背景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會議在熱烈的氣氛中結束🫅🏼。
圓桌會議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