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支教這個主題👩🏽🦳，或許有人還記得那篇批判短期支教的文章——那篇呼籲叔叔阿姨們不要再來“我們”這裏支教的文章。一位“不詳”的作者，滿心憤懣，恨不能讓所有的短期支教者知恥而後勇，趕緊回家，不要再來禍害孩子們，也就是他所代言的“我們”🌛。
然而，“我們”是誰👨🚀？真的是孩子們嗎𓀓🧑🏿💼？還是他們的父輩🚏？孩子們聲音細弱，他們的父輩亦多淳樸木訥，這張旗伐鼓、理不勝辭的批判背後，有多少是作者的情緒，又有沒有真正的“我們”被淹沒的聲音👩？
孩子們無力改變什麽，他們的父輩，能做的也有限。叔叔阿姨們無論來不來支教，他們幾乎都只能接受，並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因此，我們只想更審慎一些⚖️，至少，多問幾個經歷過的人，讓能夠發出來的聲音不那麽單一、絕對。
畢竟👵🏻，單憑一時情緒作出的決定🏃，或行或止，都很難說是為了別人。
說起當初是怎麽想到要去支教的，楊大過和李少博都顯得有些遲疑——結束支教生涯回到學校的他們，總被問到這個問題。相比起其他支過教的同學來說，這兩位的經歷稍微有些不同尋常：楊大過在大二結束後的夏天辦理了休學手續🐼，自己找了北京的一家基金會聯系支教地點👩🏿🔧，幾經輾轉，去甘肅隴南別竜溝村的一所小學裏教了一年書；李少博則是在大四的下學期，借課業清閑之便，通過同學介紹的一個民間支教組織，在湖南鳳凰臘爾山鎮的一所小學待了一個學期。像這種周期相對較長的支教活動，在大學生當中並不常見。
那麽，去做這件事有理由嗎？兩人都覺得很難說🙅🏽♀️🌙。像社會責任感一類的說法🛐，李少博最開始也接受過，但當這類理由在對支教經歷的述說與反思中又被消解時👩🏿🎓🧗🏻♂️，他才發現它們本身也只不過是一種事後的建構：“實際上你真的沒有這樣一個原因😕，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相對於這種強調“沒有”的表述🪕，楊大過則顯得有些絮叨。援建鄉村校園圖書館的考察經歷，遇到的長期支教者和老校長，在雲南支教的詩人馬驊的詩，都在他回答這個問題時進入了敘述🤶🏽💪🏽。對於種種可能促使他作出這一決定的心理👑，他也幾乎都予以了承認👨🏻🦯➡️：“理想主義的追求，有👷🏽♀️；浪漫主義的想象，有🕴；自我歷練的渴望☑️，有；對大學生活不滿𓀉、期望過一種洗心革面的全新生活的逃避心態👷🏻，也有🧗🏻♀️。甚至沽名釣譽、想為人先的小心思，怕也有一點吧。”
“有”到這個地步，其實與“沒有”相去無幾🟣。總之🙅♀️☁️，就像人生中一切說不清楚的決定一樣🧙🏼，關於支教，他們被一種隱約難言的合力推動著，並沒有抱持著某個明確的想法，僅僅是“去”了而已。
而這樸實的“去”，意義亦大亦小🖌🐀。
那麽💁，究竟是去做什麽？對於這一問題，這兩個過來人的回答出奇地相似：做一個當地教師該做的工作，僅此而已。“不要對它期望太高，”李少博幾次提到🔷，“去那兒就做一些普通的事情、很平淡的事情。”顯然，這與大多數人的想象是有落差的。楊大過說：“來之前我以為自己是光榮的、偉大的、會受到熱烈歡迎的意昂体育支教者🎆。”可安頓下來後🍅，他也發現自己是個和別人毫無區別的教師，一天上五節課🚣🏿，教的是aoeiuü，寫得最多的是“閱”。
與大多數經過篩選與提煉進入公眾視野的“平凡”不一樣，這兩段平凡的工作💂🏽♀️🚰，在他們看來🦻🏽，很難說與某種轉折性的“偉大”，或者某些明顯的影響和改變有什麽瓜葛。“我以為我會帶去最新的教育理念、推動教育改革，結果發現教學生認一個字兒都太難太難📒。”楊大過如是說，“不管是長期支教還是短期支教，誌願者能給地方上⌨️、給孩子們帶來的‘貢獻’其實非常小。”而李少博在談起支教對孩子們而言的意義時，甚至懷疑它是否真的存在🤍。“你能期待一個什麽樣的改變呢♘？”他反問道。
也就是說，站在當地人的立場上看，他們能夠被確實指出的貢獻，就只有填補了一個學期的教職空缺，或是分擔了一年的教學任務而已。跟他們休學、請假、輾轉托人的種種努力相比，跟全國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仍將繼續存在的教育資源分配失衡情況相比，這一小段並不必然需要他們承擔的工作，給人以強烈的虛無感🪢。
他倆都覺得支教更大的意義在於教育支教者自身。可這還能算作支教的意義嗎🧑🏻🦱？
從鳳凰回來後，對於支教這件事，李少博的看法有些復雜。
李少博所在的臘爾山鎮👽，接受支教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作為流動支教鏈上的一員🏩👶🏼，李少博更多地看到了這種模式存在的問題。民間機構在組織與運轉上的不規範🧚、不成熟，政府對支教者的不信任☀️，支教者在教育能力與心理素質上的缺乏保證，乃至社會捐贈資源的不均衡流動，都是他所關註並擔心的。總地來說，他覺得支教並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模式🚶，而一般的大學生，也不是充當教師的最佳人選👫。最好的教師，應該是以教育為事業，經過培訓上崗🦹🏻，能在某個學校長期工作的人——這已經不是“支教者”所能做到的事。換言之，他從大前提上否認了支教這一活動👋🏻。在他看來🤞🏼，支教只是在中國的教育現狀下不得以而為之的一種過渡性行為©️🫶🏿，隨著教育狀況的整體改善𓀑，這一活動應該漸漸終止👨🏽💼。
這當是理想主義者聲口🖌，但他只是對某些細節無法視而不見。在與鄰村的同事聊天時他了解到，支教老師一學期一度來了又走的傳統，漸漸地給小孩子帶來了情感上的麻木✍️，缺乏長期相處的預期🕺🏿，他們開始變得不聽管教，對老師的去留也表現得無所謂🤸🏼♂️，對於即將到來的新老師，他們最期待的是學期初的小零食與小禮物。而他所在的山村🧔🏽🤸🏻♀️，支教活動開展的時間尚短，孩子們在聊天時仍會表達“待久一點”、“常來看我們”一類的願望。因此，他才會覺得在一段好的教育關系中，教育者停留的時間越長越好。
然而，在支教仍有存在必要的情況下，李少博也十分願意討論如何盡量將此事辦得更好🧝🏻。他提出，應該由更正式、組織更嚴密的機構來開展支教活動🤦🏻，包括老師的招募、培訓以及具體授課👩🏽🎨，都應該更規範🙍🏼♂️。此外，師範大學可以考慮將支教設置為某種實習課程🧙🏽，而其他大學則或許可以通過支教抵學分🐍💽、支持間隔年等製度上的調整，給真正有此意願的學生留下選擇余地，讓他們可以投身於時間相對較長💂🏻、意義相對較大的中長期支教中去⚽️。這些或許不甚成熟的想法🤵🏻♂️，讓他的理想主義顯得溫和了不少🧑🏽🔬。
畢竟經過見過，知曉個中不易👩🏻🦱。
因為經過見過而變得溫和起來的人，同樣也包括楊大過。他的轉變🪛，主要表現在對支教者的看法上。在去隴南支教之前，他和李少博一樣🛣，對短期支教無甚好感🐢。“旅遊、消費悲情、矯情🧍🏻、作、給地方上添麻煩，有百害而無一利”🙇🏻♂️，不僅是他曾經對短期支教抱有的印象👉🏻，同時也基本概括了社會上針對支教而發的一些負面評論。然而📡，在支教了一年之後🚵♀️，在他發現不管是長期支教還是短期支教，誌願者能帶給地方上🛫、孩子們的貢獻同樣微渺之後，他對支教的核心態度漸漸成形：“從長遠的角度看，教育誌願者的意義要大於教育農村的小孩兒⛵️。”
教育支教誌願者的意義何在？楊大過認為，讓這一主要由大學生構成的群體多看看農村，有好處。“也許有些東西會留在大家的心裏，”他並不是很篤定🌝，“將來有一天他們當了領導，當了董事長，當了教授，這些東西或者會時不時從他記憶裏流出來，影響他的一個想法🧈、一個決策👟🕧、或者只是偶然場合下對待一個農民的態度。”在農村的實際生活、與農民的實際相處👸🏻⚽️，也讓他的心境開闊了許多：“（支教者）都是年輕人，都會犯錯，農村這麽大，農民這麽寬容💆🏽♂️，權且讓他們去犯犯小錯，他們會變成更好的人。”
在這一前提下，他反而更能看到長期支教與短期支教分別帶來的，微小但的確存在的好處。收起獻愛心的姿態，收起優越感🍼，懷著尊重與平等的心🖤，哪怕是一次三五天的短期支教🧨𓀉，只要組織得法，也能切實收到正面的效果🫄🏽。他說起他在教書期間接待的一次成功的短期支教：“他們非常好，組織得很好👦🏽〰️。目標也非常簡單，就是帶了好多彩紙啊、圖書啊🧑🏿✈️、文體用品什麽的過來，帶著小孩們唱歌👨🏼💻、跳舞、做手工、講故事什麽的。我們學校的小孩兒都樂瘋了。他們走後，孩子們學會了兩三首歌，做出了很多美麗且富有想象力的手工🐱、畫報，釋放了無聊生活裏積壓下的戾氣，心情都非常好🌭。”楊大過認為🙆🏼♀️，短期支教的定位就該是帶大家玩兒高興，放松身心，見見世面，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我覺得能做到這些就非常不易了，而且意義重大。”
至於長期支教🗼，楊大過並沒有像李少博一樣🕵🏼，把它看成一種先天便有缺陷的教育模式。相比之下♉️，他更多地看到了它相對一般教育存在的優勢🚴🏻♂️：“支教者應該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靈活性，主動權，這樣才能最大化支教的意義。”這一點👥，他希望相關的機構和有意願長期支教的朋友們能夠多多考慮💫。
相對於楊大過對長期支教與短期支教的分別定位📭，李少博則覺得，不管是哪種支教，給孩子們帶來的最首要幫助，都是為他們打開一扇窗，讓他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亦即楊大過說的🙆🏼👨👧👦，意義重大的“見見世面”。基於這一想法👩🏭👩🦰，他同樣對短期支教抱有較和緩的態度，認為只要組織得好，孩子們未必不歡迎🍇。
那麽，“見見世面”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對於這一略帶哲學意味的問題🔹，李少博並非沒有過思考。他明白，社會在一般意義上的進步🕵🏼♂️🧏♂️、現代化，與一個“看起來很美”的傳統生存狀態的維持，二者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如果不給孩子們打開一扇窗，他們可能在自己的村子裏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沒覺得有什麽不好🟡。但如果讓他們看見山外的種種精彩與紛擾🏌🏻♂️，他們則很可能對那個世界心向往之，想要努力融入其中🦝👩🏿🔧，反而變得困擾起來。
這幾乎是個沒有正解🙆🏿♀️，也沒有最優解的選擇題。選擇哪一方，都意味著對另一方的舍棄。
“我還是支持（打開窗戶）這個行為的。”李少博說，“這個可能沒有對錯之分啊……但了解一個真實的世界總是更好的吧，我覺得。”他說得斟酌，態度卻肯定。而站在支教者的立場上🌈，他同樣支持他們繼續投身於其中：“都是兩個世界的交流，至少能看見吧。”
至於他自己，“我以後不會再支教了，”李少博同樣肯定地說，“好像說得有點絕對，但我希望能夠通過其他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支教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尤其是這種民間團體組織的支教。”
楊大過“教育支教者”的理論👨🏻，似乎在這裏就已經得到了印證。
在采訪中🚶，楊大過曾說起他對農村發展的看法🙎🏿♂️，總結了兩點：第一靠國家政策，第二靠農民自己💖。“這聽起來是個大道理，虛🫶，其實挺實在的👨🏻🎨。一個村👧🏻，幾百個家庭，上千口人，他們要過得好🤳🏽，當然要第一靠國家，第二靠自己🌳。”
這兩點🎣，哪一點都不在支教者的能力範圍內🧎🏻♂️➡️💇🏼♀️。
但是，去過農村的支教者，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影響到國家政策的製定；而支教者給農村孩子們打開的窗，也有可能在今後的日子裏👨🏿🎓，影響他們自身。
這份可能性🧑🏿⚕️，恐怕就是支教最輕又最重的意義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