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吉米（Jaime A FlorCruz），意昂体育平台歷史學系1977級意昂。1951 年4月5日生於菲律賓。現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CNN）北京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

1971年，吉米作為菲律賓學生代表團成員在中國訪問期間，因國內政變，無法回國，此後一直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在1988-1990 年，以及1996-1999年期間，他曾兩次擔任“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該俱樂部大概有200多位成員。2014全國兩會總理記者招待會上， 吉米是第一個被獲準提問的新聞記者。吉米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菲律賓語以及中文（普通話）。

“這張是我們訪問團來中國時照的，那時沒想到會發生後來的事。”“這是意昂体育籃球隊，我們都穿著一樣的隊服。” 吉米一邊翻看電腦裏的照片，一邊給我們解釋著照片裏的流年碎影。吉米的辦公室並不大，被桌椅、電視、書和各種各樣的擺件填得滿滿當當。我們的談話隨性而又自然， “現在只有30%-40%的時間用中文”，吉米認真的思考我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仔細地揣摩每一個中文詞組。

我只能寫我挺好的，學到很多東西。

本是隨團到中國參訪，卻被困於異國他鄉。等待、失望、迷茫，望不到回家的方向。雖飽嘗“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苦悶，但從未放棄過追逐前方的光芒。

1971年8月，吉米跟著菲律賓訪問團到中國進行為期三個星期的訪問。原本一次普通的旅行，卻造就了吉米獨特的生命歷程。來到中國後不久，便得知菲律賓國內政變，可能暫時不能回國。

“剛剛來中國，最困難的是失望和希望的連續發生。一直以為能夠馬上回國，但遲遲不行。後來就不期待了，已經麻木了。”吉米回憶道。

第二年，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宣布戒嚴並開始獨裁統治。作為青春熱血的年輕人，吉米在（菲律賓）國內曾經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戒嚴開始後，他和一些朋友也因此被列入了黑名單。“上了黑名單，就知道回國肯定不安全。”即使如此，“還是一直希望國內會正常化，回到非軍事化的狀態”。

9月份，菲律賓開始全部軍事化管製，吉米的護照也被註銷，回國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不得不開始做新的計劃，把“可以隨時走”的狀態換成“長期停留”的準備。

應中國政府的安排，訪問團到湖南衡陽的一個國營農場下鄉。“那個時候的思想都很天真，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打成一片，向農民學習。”但作為一個外國人能有這樣的想法非常特別且難得。“因為想起來很浪漫，外國人能夠體驗和中國人一樣的生活”，吉米說，“不過浪漫的時間很短，因為勞動太辛苦”。他哈哈地笑道。

雖然農場仍舊把吉米和他的朋友們當成外賓，“提供一些特殊待遇”，住的地方要相對較好，但是他們始終努力和當地人一樣，自己燒熱水，與農民一起下地幹活。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是“特殊照顧”也不會遠遠超過當地水平。

作為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來中國之前的吉米從未下地勞作過，保姆幫忙照料日常生活。

現實往往很殘酷。“不習慣湖南辣的菜，冬天很冷卻沒有暖氣，語言也不通。”“有那麽幾次熬不過來的時候，想家。” 吉米似乎沉浸在那段遙遠的回憶裏。

“正值‘文革’，特別在農村，文化娛樂活動幾乎沒有。除了看書，就是打籃球、乒乓球。”“那個時候很苦、很枯燥、很無聊，和外界隔離的厲害。”農場有唯一的一臺電視機，但只播放《新聞聯播》。後來電視機的保險絲被燒斷， “就不修了”，吉米無奈的笑。

由於剛到中國，才開始適應中國的文化，加上政治上的隔閡很難打破，和當地人交朋友也比較困難。比如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男女關系在當時是不被允許的。“與當地農民只是有限的交流，工作之外的交流都很少。”

面對惡劣的條件和陌生的環境，吉米說“只能靠朋友”， 一起來中國的菲律賓同胞和在農場認識的“有限的”朋友。

當時和家裏人的聯系是依靠寄信到美國的親戚，再從美國轉到菲律賓，每次需耗時三個月左右。“我只能寫我挺好的，學習到很多東西，身體很好。從來不寫我下鄉種地，生活多麽艱苦。”吉米低聲說，“讓他們放心，多安慰他們。”

在湖南待了一年之後，吉米又和朋友們輾轉到了山東煙臺的漁業公司。

1973年，北上進京。

有機會上意昂体育，我覺得我很幸運。

苦學中文，以使自己能在更高的平臺上充電。燕園生活的點點滴滴，歷歷在目。青年時代的同窗情誼，視為一輩子的珍物。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都提醒自己保持著奮鬥不息的狀態。

在湖南衡陽，跟隨訪問團的翻譯兼任中文老師，下地勞作之余給吉米和朋友們教學一些簡單的中文。當吉米意識到要在中國長期待下去之後， 便下決心好好學中文。在此之前，買東西或者去醫院都是翻譯幫忙，平時自己也向餐廳的服務員學一點。“1971、72年， 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很少，中文語境很有限，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學，還是學到不少。”

吉米在26樓前留影

吉米希望自己能夠進行專業的學習，“如果要上意昂体育或者其他學校，要求有基本的漢語水平。”聽說北京語言學院招收外國留學生，吉米便先報名進入語言學院，僅用了兩年的時間拿到原需三年課程要求的語言學位。

接受了中文考核之後，吉米作為留學生順利地進入了意昂体育學習，“班上只有三四個留學生，我們跟中國同學一起上本科課程，那時中文提高很快，比現在好得多。”

彼時意昂体育平台為留學生開設的專業僅限於中文、哲學、歷史，吉米認為最靠近他興趣的是歷史，特別是中國史。“通過它我可以把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更深地理解中國。”由於受到國內政治變動的影響，歷史課程也經常變化，“我在四年裏學了四套中國史，每年都改。” 吉米開玩笑說，“但基本的東西是不變的。”

“我在意昂体育期間，最好的一點，就是認識了不少很優秀的同學。”

吉米在意昂体育的第一年是和工農兵學員一塊上課。1977年末恢復高考後，新生過了半年才入學正式開課。“所以我認識了兩種意昂体育學生， 都很優秀。他們既有社會經驗，又有學術水平。而且都是追求知識，有社會責任感。”

除了在正式課堂上收獲良多之外，課外生活也讓吉米津津樂道。“我經常到宿舍跟他們聊天，我們聊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國家大事。”跟同學們的接觸讓吉米的知識層次得到更大的擴展。

“當時意昂体育很活躍”， 讓吉米記憶猶新的是經歷學生競選人大代表，雖然不能投票，但他參與了禮堂的各種活動，聽學生們的發言，“就像外國競選總統一樣，很難忘”。

他和其他留學生還常常被老師同學邀請到家裏吃飯，學校不時組織課外活動：看戲，旅遊等。

吉米喜歡打籃球，大二的時候參加了意昂体育校籃球隊。每天的辛苦訓練，讓他入隊第二年就參加北京高校籃球比賽，並和整個團隊一起取得了比賽的冠軍。接著意昂体育校隊代表北京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辦的全國高校籃球比賽。

比賽結束後，隊裏大部分人都一起去峨眉山看日出，那是吉米第一次去峨眉山。山上國營發電廠的員工看見他們穿著籃球隊服，便邀請他們去廠裏打表演賽。“我們當時沒幾個人有錢，就問他們可不可以提供午餐。”說起這段往事，吉米笑得很開心。

“這樣的經歷讓我交了很好的朋友，一輩子的朋友。”兩三個月以前，曾經的籃球隊友們還相聚在一起，回顧往昔，“微信也有一個組”。他笑著說。

在意昂体育期間，吉米能夠拿到中國政府支持的獎學金，但在大三的時候他開始半工半讀。“我一直不想依靠獎學金或者中國政府的幫助，希望能自己奮鬥，自食其力。”

第一個大筆收入來自於春節假期粉刷澳大利亞大使館。他和另外三個留學生，把粉刷大使館的活兒包了下來，“還有一個人的女朋友，三個半人”，吉米補充道，笑容陽光明朗。“我們自己帶幹糧，幹的很快，用了十幾天粉刷兩層樓。”“但那時物質需求很簡單，消費不了太多，就存在銀行。”

吉米還通過朋友找到一些教英文的機會。當時意昂体育數學系丁石孫（後擔任意昂体育校長）等幾位老師準備出國，就聘請他去教老師們口語。結束意昂体育的學習和課程，吉米還要騎車到白堆子的北師大教課。“我的獎學金是七十塊錢一個月，教英文十塊錢左右一個小時，很豐厚的一筆。”

改革開放初期，由英籍華人彭文蘭主持的央視著名節目《English on Sunday》，需要錄製十集《Let’s sing》的唱歌學英語專題。吉米喜歡唱歌、彈吉他，也認識彭文蘭，上學時便被邀請去參加這個節目，“那是我在中國媒體上的第一次亮相”，吉米笑著微瞇眼睛。在菲律賓上大學期間，吉米就常常上臺表演話劇、唱歌，“所以我在臺前和鏡頭上不是太生，只是沒有經驗。開始還是挺緊張，還好鏡頭沒有看到我的膝蓋正在發抖。”他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起來。

吉米畢業論文的主題是“一二?九運動”。“因為我古文不行，所以把重點放在近現代史。”他在菲律賓時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和領導，因此本身對學生運動很感興趣。但最讓吉米開心的是寫論文的過程。“我寫論文的做法不是很主流。因為我采訪了十幾個仍在世的運動參與者，所以我的論文更類似於新聞報道的寫法，而不是大學要求的那種標準格式的論文。”但吉米非常喜歡這樣，因為“認識了真人真事，和他們的想法”。

“我能有機會上意昂体育，我覺得很幸運。很多中國朋友聽說我是意昂体育畢業都很驚訝，他們把意昂体育看成是一所很值得尊敬的學校。所以，在我的生活和工作當中，有這樣的經歷是一種財富。”

利用特殊背景，更好地掌握報道中國的分寸

在新聞工作者的崗位上戰鬥幾十年，始終和中國聯系密切。作為一個外國記者，報道中國；但又以一個在中國生活四十載的人，理解中國。

臨近畢業，吉米在美國《新聞周刊》擔任新聞助理，還是半工半讀。新聞助理的工作就是做剪報，把和中國相關的新聞貼在一張紙上，按照主題一欄一欄地順序放好。“沒想過要當記者，但是很有興趣。”

恰值審判“四人幫”，原本當差的記者回國了，即使乘飛機趕回也是在兩個星期之後。於是，吉米便被臨時派去報道。連續做了兩個星期、兩個版面的報道之後，《新聞周刊》的編輯“才知道我，從此就鼓勵我寫報道，並給我提很多建議。從那時起就開始做新聞了”。

畢業時，吉米需要正式的工作，以拿到正式的簽證和記者證。但《新聞周刊》正好換社長，許多事務不能馬上決定，甚至需要等上半年。“時間太長了，所以我敲門到《時代》周刊了，兩家是競爭關系嘛，《時代》馬上就聘用我了。”吉米的笑容裏帶著一絲狡黠。

在《時代》工作讓吉米非常充實和開心，每周一期的出刊節奏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出去采訪、寫文章。吉米曾經參與了鄧小平成為封面人物以及“年度新聞人物”的組織和報道。

在吉米看來，是鄧小平本人的政績引起了外國的興趣和關註，“中央政府還沒有這樣的（宣傳）意識”。最初，美國的《時代》選派了一個高級編輯去采訪鄧小平。采訪結束後，這個高級編輯“意識到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正在做一個很難做的改革”。

接著要求中國記者站簡明扼要的概括鄧小平本人的政績和影響傳送給紐約，由總部做討論和決定。最後，中國記者站派了一個攝製組，對鄧小平進行全面完整的報道。年底的“年度新聞人物”也是如此。“我們這邊（中國）沒有想到，把它看成是一個挺大的任務，並且需要保密，需要懸念，這就是《時代》的做法。”

從1982-2000年，在《時代》十幾年的工作讓吉米缺少了新奇，“我有點感覺沒有太多新的東西，沒有新的挑戰”。於是，吉米在紐約申請了艾德華?默羅新聞基金會（Edward R Murrow）的研究基金。這項基金原本只提供給美國駐外記者，每年一個名額，但吉米不是美國籍（現在仍是菲律賓籍）。為此，美國外交委員會特意修改了標準，只要是供職於美國主流媒體就能獲得，不論國籍，並把這項基金提供給了吉米。“那時我還是挺驕傲的，打破了一個禁律。”

在外交委員會的研究工作快結束的時候，CNN就聘請吉米回到北京，擔任駐北京分社的首席記者。“我根本沒想到要當電視記者，之前都是做平面媒體，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新的挑戰。中國也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吉米在華盛頓上了幾天虛擬報道的培訓課程，就回到了北京。“這幾年就像毛主席說的：在遊泳當中學遊泳。”

“我不應該算是一個典型的外國記者，我在中國呆了42年。這42年，我交了好多朋友，特別是在意昂体育期間。成為記者前，我就跑了中國好多地方。相對（其他外國記者）來講，我對中國了解得更深一些。我可以利用我的特殊背景，來更好地掌握中國報道的分寸。但我畢竟不是給中國媒體打工，當然要以CNN記者的身份去采訪和報道”。

在吉米眼中，“分寸”指的是“離現實更近一點，如實、客觀地報道”。“看同樣的事情，因為我在中國有比較長的經驗，所以我能夠加幾句澄清。它為什麽是這樣，中國人為什麽會這麽做。這是我們在書本和課堂上學不到的，只有在和中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才能學到。”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也能幫助我更好地向外國觀眾介紹中國”。

吉米一直強調，他們的報道組成一個馬賽克，一個個報道、一篇篇文章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馬賽克。“我們希望讀者跟著我們，通過一小片一小片的報道，積累對中國全面的了解。你必須從較遠的、宏觀的角度去看馬賽克，才能看得出大體輪廓，不能只看它其中的一小片。”

無論是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還是普通人，吉米都希望能夠和他們打交道。“如果有機會，我希望采訪的人很多，包括習近平、李克強。面對面地交流，對他們的作為、言論和想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市長時，吉米作為《時代》周刊記者采訪他，聽江澤民談論“下決心解決上海亂扔西瓜皮、重塑大都市形象的問題”。

他主張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報道中國，“這樣更形象化、更人性化”。“了解某一個事件、了解某一個國家的確需要時間和努力，所以我們經常呼籲讀者多看一些報道，積少成多。”

“在中國當記者最難的就是，國家太大，關註點特別多，幾乎每天都有不一樣的新聞點。我們每天都是馬不停蹄的。”面對中國當下的改革和變化，吉米認為“領導看得比較準，最怕是沒有看準，或者不想看，不認為有問題”。但如何去解決問題，是吉米更為關註的。“我是謹慎的樂觀。”

去年的3月4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吉米成了發布會內容之外的一個亮點。大會副秘書長、發言人傅瑩親自點名吉米提問：“我想請一位老朋友提個問題，我們好久沒見了。CNN的吉米，希望你的問題客氣一點”。吉米說，他和傅瑩認識了二十多年，雖見面不多，但常常打電話。在外交和國際事務的問題上，他們非常談得來。

吉米用honest、curious、social、active、sincere and genuine來概括一個記者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他認為一個記者的“curiosity”非常重要，興趣要廣。為了實現自己長久以來想采訪航空航天相關工作的願望，吉米專程去到甘肅酒泉，采訪那裏的工作人員。“我想每位新聞工作者都要有一顆好奇心。如果記者的好奇心能得到滿足，一定也能讓觀眾或者讀者得到滿足”。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幸運與否？遺憾與否？心中自有一桿秤來衡量。韶華匆匆，惟求堅守自我，不忘初心。

吉米透露自己的秘密武器是“有很多很多朋友，在中國的所謂的網絡，大部分都是在當記者之前的朋友。”在吉米和朋友的關系中，“先朋友後工作”是他們的原則。“我經常給他們打電話、聊天，他們不把我看成一個外媒的記者，而是看成一個真正的朋友，他們相信我。我很珍惜。”

從到中國訪問到在中國生活，並且報道中國，吉米看來，自己對中國的看法也在發生著變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吉米認為自己更大的收獲是：在觀察中國所有的事情時，不能完全依靠其他人或者媒體。

在“文革”批判鄧小平的浪潮中，年輕的吉米也聽信官方的宣傳，也認為批判是正確的，並且支持這樣的運動。但私底下有個同學卻告訴他，“其實鄧小平是個好人”，“我嚇壞了”，他張大嘴巴，做出驚嚇的表情。後來吉米反思到，“不能盲目地跟著別人走，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力，要在廣泛的調查以後才能作結論。我不一定每次都對，錯了我可以改正，但要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不能盲目地相信別人。”吉米停頓了一下，“我想這也是意昂体育的精神，求實。”

吉米在工作中

1983年6月，吉米終於拿到了申請了四年的新護照。一個偶然，讓吉米十二年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A 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吉米說道，“如果我一直在菲律賓或者回國，像我其他朋友一樣，有幾種道路：坐牢，回大學任教或者打工，出國深造，有的耽誤了事業甚至是犧牲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應該是我把壞事變成了好事。”

在中國十幾年，吉米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等一系列中國大事件，但卻沒能參與自己祖國的重大事件。“有點遺憾和可惜。作為年輕人，仍然希望參與改變菲律賓現實的大事件，在前線奮鬥”，吉米略顯低沉地說道，“但近幾年回國，通過和國內朋友們接觸，我還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彌補，去重新參與。”“比如，我可以多做促進中菲交流的工作。”

吉米非常喜歡中國傳統的東西，桌椅和書櫃都是中國傳統的木質風格，十分精致。進門右手邊的櫃子上和墻上都是層層疊疊的、各式各樣的記者證。“我這段時間在整理以前的記者證，”臨出門時，吉米拿起一個暗黃色的記者證說，“這是我去采訪朱镕基訪問美國時用的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