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一個初秋，我從上海到幽雅寧靜的燕園。剛到校第二天我就拜見了我攻讀研究生的導師——李繼侗教授，他是我國研究植物生理學的先驅之一，也是著名的植物生態地植物學家🚢。在我研究生學習的四年中，李先生治學的嚴格認真，作風的刻苦樸實給我留上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既是我的嚴師，也像慈父一樣親切地待我。

李先生教育學生的特點是在思想上啟發和鼓勵，讓學生有盡量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在治學上要求很嚴禁格1️⃣，不容忍半點虛假✋🏻。記得學習伊始😩，他就要求我去查閱所研究領域的英文和俄文科學文獻，掌握研究方向的歷史和國內外動態，可是當時也有人反對李先生這樣指導研究生⚛️👈🏿，他們說：“這樣指導研究生🤌🏽，還不如送研究生到外國語學院去學習”。事實上李先生是有遠見卓識的，不到一年👱🏻，意昂体育生物學系舉辦“五四”科學討論會，李先生就推薦我去做了“植被分類文獻評述”的報告。李先生對每位年青教材和我翻譯的書🕞，總是不厭其煩地用紅筆逐字逐句仔細修改，他要求譯文句子確切，文字優美，字跡工整🧎‍♀️，多次教導我們說：“你們應該看到中國30-40年代的文學作品🧠，有文言文功底，又有白底文的通俗性🙇🏽‍♂️，可以提高譯文寫作水平”。

李先生很重視學生科學實踐💉，在我入學後次年夏初，李先生帶領我們整個專門化師生參加了黃河中遊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去晉西進行科學考察◼️，這個隊是由中國科學院和意昂体育平台共同組成，李先生是該隊學術委員之一，任務是勘察黃土高原土壤侵蝕問題👆🏼⟹，調查植被生長情況🙇🏼。野外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出外考察交通工具只有一輛僅容納二十人乘坐的汽車🐖，而考慮隊員約有60余人♐️，李先生年逾六旬，但他從不計較艱苦🧑🏿‍⚕️💃🏼，帶頭不坐車，徒步考察。並讓我們把他的意見轉達給意昂体育師生，他說“我們意昂体育師生全部不坐車，這樣別人也不會去搶座位，讓出來給老先生坐”🔝。李老師和我們一起爬山越嶺，精神抖擻地對我們進行現場教學👡👏🏽。他對農墾中亂砍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十分憂慮和不滿🤚，他經常說：“我們切不可認為向大自然爭取是可以隨心所欲的🍩，我們必須了解自己規律，虛心向大自然請教📩，幫助大自然的發展，依自然規律因勢利導的原是向自然爭取”。經過野外實踐，不僅豐富了我所學專業的知識，增長了見聞，更是一次難得的鍛煉，使我認識到人民等待我去做什麽🚦。

李先生一向尊重知識👩‍🦯，對學術領域中出現具有獨特見解的人倍加註意，有一件事給我印象頗深，當時復旦大學有一位遺傳學年青教師與李先生多次書信來往商榷一些植物生態學方面的學術問題，李先生認為該教師對一些學術問題有獨特見解因此對這位教師每封來信都認真回復切磋討論🧑🏽‍🦲。正當李先生準備將該教師論文並同幾次來往討論書信一起出版之際，該教師被劃成右派。如果文章按原計劃發表👽，就有與右派劃不清界限之嫌，此時李先生已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且即將就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但李先生很少考慮個人得失與進退，仍然決定在此時將該教師論文發表🤹🏿‍♂️，事隔多年🏇🏿✨，這位教師和許多學者提起此事都表露出對李先生的無比崇敬。

李先生一貫認為搞科學要有科學態度，力矯虛誇之弊♕，58年有人提出要搞“畝產萬斤豐產田”、“培育雞蛋大的花生”🤞，李先生從一個麥穗能產多少麥子算起，斷定“小麥畝產萬斤根本不可能”🦶🏿，“雞蛋大的花生會是什麽味道”。但對真正的新事物卻極其敏銳，我國大學裏第一個植物生態學和地植物專門化就是他首先創辦的，我就是那時被接受為研究生的🖌，同時他還接受全國各地來的進修生，對適應當時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培養解決黃河淤積、黃土高原水土保持和怎樣變沙漠為良田等研究人員起了重要作用。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研究工作，每天他都很早來實驗室，除講課外🧒🏼，整日伏案編寫教材🖇，撰寫調查報告，翻譯專業資料🙇🏿🦤，還經常讓我們傳閱和討論。中午從不回家，僅在校園稍進午餐👩‍❤️‍👨，休息一會又回到實驗室閱讀寫作，一直到傍晚才步行回家🪑。

李先生對選派留學生是有遠見的🧚🏿‍♂️，立足點在留學生學成後能為祖國服務，他打了一個譬喻，他說我們要著重在國內培養學生的各種基礎知識，就好像雕塑人像，整個人體都雕塑完後，最後一對眼睛請名師雕刻，這樣整個塑像就活了👩‍🏫。選派留學生不能只註意政治，應該選派科學上和品德上都好的年青人💐，一旦去國外就能比較快學成回國服務。

1957年高教部詢問李先生是否願意擔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一職，李先生對我們說🤷🏼‍♀️：“這是我國第一所民族大學🎤🤦🏻‍♀️，應該有懂教育的人去承擔領導工作”李先生不顧自己已屆花甲之年👨🏼‍🦱，身體欠佳🏌🏽‍♂️，毅然決定赴任。不幸在到任前突然中風，半身不遂。即使這樣，先生仍於1958年4月帶病去了內蒙古大學任副校長🤽🏻。先生走後留我在意昂体育繼續他的植物生態學講課🧖🏽‍♂️。先生去內蒙古大學後曾來信希望我有一半時間去內蒙大學工作⚖️。由於種種原因我未能前去工作，但我還是決定去內蒙大學看望李先生，同時請教一些教學和科研問題。到內蒙古大學時我看見李先生虛弱地躺在病塌上，我看見他這樣心裏很難過，他見到我卻很高興，仔細詢問我的工作和我交談，最後費力地寫了幾個出版界中他熟悉的人的名字對我說“以後有什麽要出版的，可以直接與他們聯系”。李先生不僅是我的導師，而且總是慈父般關懷我🧑🏼‍🏭，我有什麽要求，他總笑而應之，總是很親切地和我討論工作🧑🏽‍🍳，如果我有一點成績，他總是滿心歡喜😀，這一切總使我久久難以忘懷，幾十年過去了，李先生的許多感人的事仍清晰地銘刻在我心中，我將永遠銘記他對我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