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紅彥，1983-1987年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中國語言文學系，獲學士學位。現任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兼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副主任，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

記者：古典文獻專業一直被視為冷門絕學，很多人覺得比較陌生。請您介紹一下古籍文獻保護的重大意義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古籍保護方面的具體做法。

陳紅彥：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能夠實現有序傳承、永續傳承，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重視古籍整理修復。古籍修復和保護幾乎與古籍的歷史同樣悠久，中國歷史上歷代都有一批有識之士闡釋整理典籍，保護修復古籍，令中華文脈不曾中斷。而歷史上的政治動蕩、兵燹水火、管理不善等，也曾經使珍貴典籍瞬間化為烏有，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也重視載體的保護，籌劃並開展了許多以古籍保護傳承為核心的項目，為古籍的永續流傳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了新時代古籍工作的總體要求，並就完善古籍工作體系、提升古籍工作質量、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強化古籍工作保障等做了全面部署，古籍事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為中華文明的永續傳承註入了新的活力。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有300余萬件古籍特藏，是全球中文古籍最大的存藏單位，遵循“保護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則，始終將保護古籍安全置於首位。古籍紙質文獻具有脆弱性，加上環境的汙染，許多古籍善本文獻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國家圖書館館藏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敦煌遺書等古籍特藏中，需要“動”一下的將近有200萬冊，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古籍修復工作等不起，需要與時間賽跑。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師古而不泥，一方面古籍修復等技藝得到有效傳承，“古籍修復技藝”、“傳統書籍裝幀技藝”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敦煌遺書修復技藝”、“甲骨傳拓技藝”成為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另一方面將現代技術應用到修復業創新發展中。“天祿琳琅”修復、西夏文獻修復、敦煌遺書修復以及《永樂大典》修復，實驗室紙張纖維檢測分析、材料研發……對古籍記載和新科技賦能的一次次嘗試，如瀕於失傳的修復手法以及難以解決的修復材料，特別是瓷青紙、粉蠟箋紙、仿古真絲畫絹、真絲綾子的製作技術的解決，讓修復更科學更規範的機器人設備研發等，成為古籍修復在傳統的基礎上勇於創新的生動案例。過去說紙壽千年，代代傳承的古籍之愛，讓國圖的紙本敦煌遺書超過1600年依然觸手如新，可以安全交給下一個千年，從而讓更多的人認識古代中國，理解古代中國，這是我們這一代的驕傲。

記者：古籍整理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讓現在的人能夠讀懂古籍、愛上古籍。請您談談如何“喚醒”沉睡的古籍，使它們走進千家萬戶？

陳紅彥：長期以來，古籍都面臨著藏用兩難的局面：每一次翻開，古籍都有損壞的可能；束之高閣又無法實現傳承利用的價值。其一，加強古籍保護和修復、推進數字化開發利用、加快建設古籍數字化工作體系迫在眉睫、勢在必行。今年春節前夕，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第十次發布古籍數字資源18705部（件），至此全國累計發布古籍及特藏文獻影像資源超過15.8萬部（件）。國家圖書館的資源庫讓很多學者查詢古籍足不出戶，也避免了大量原件的使用，保護了古籍。但目前數字化影像的存儲與紙本、縮微膠卷相比還不夠穩定，存在風險，載體的保存技術需要進一步成熟，也需要異地異質災備手段。其二，展覽、出版等是讓觀眾親近古籍的有效手段。2012年，國家圖書館加掛“國家典籍博物館”牌子，並於2014年9月正式對公眾開放，在文化傳承普及中發揮重要作用，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各種載體的古籍特藏。不僅向國內外讀者展示，還通過大量出版，令孤本不孤，冷門不冷，融入生活。承辦“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將珍稀的善本古籍進行復製傳播並加強異地災備；“國家傳統典籍整理工程”，讓絲路文獻完美呈現。出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黃河歷史文獻》，助力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紙拓千秋：國家圖書館藏古器物全形拓題跋集》為古文字工程提供素材；《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歷代農業古籍珍本叢刊》、《中國古代服飾文獻輯刊》等勾畫古今生活；《國學基本典籍叢刊》、《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國家圖書館善本掌故》等則讓古籍進入校園、進入百姓生活。其三，針對古籍內容活化的途徑也進行了拓展。比如製作了《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有聲讀物，把古詩詞製作為音頻節目，為親子閱讀和擴展知識面進行有益嘗試；國家圖書館與閱文集團合作把甲骨文嵌入遊戲，助力“文字鼻祖”甲骨文在數字文明新時代煥發生機，豐富了全民閱讀的素材和渠道，潤及今天的生活。

記者：《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將古籍工作人才發展壯大作為主要目標之一。請您結合自身經歷，談談如何提升古籍保護修復人才培養水平？

陳紅彥：38年來，我一直從事古籍保護研究、展陳宣傳等方面的工作，見證我國古籍保護事業的堅實腳步。1978年，我在高考報誌願的時候選擇了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那時候，聽得最多的便是：學這麽冷僻的專業，以後能養活自己嗎？大學畢業了，我選擇到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工作，對中華古籍的情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我的親人、朋友、老師也越來越能理解我的選擇。而這背後，是中華古籍保護整理事業的蓬勃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讀懂蘊藏在古籍中的優秀傳統文化，能夠認識到優秀傳統文化對於當代中國的價值。

醫者醫人，我們醫書。如同醫術一樣，古籍修復是一門需要時間和實踐磨礪的技藝。老一輩古籍修復人員，通過嚴格的“師帶徒”製度培養成才。就像學功夫一樣，徒弟拜師之後，要經歷漫長的訓練，兩三年後才能上手。這種模式下，修復人員基本功紮實，長時間耳濡目染的熏陶，培養出行業強烈的認同感和責任心。但新老修復師之間僅憑經驗授受、手法傳承的局限性逐漸暴露出來，人才短缺困境突出。10多年前，全國圖書館系統擁有的修復師不足100名，學歷以高中、大專為主，年齡多在40歲以上。如今，通過在職培訓、師徒傳承、高校教學“三駕馬車”，修復師數量已增至超1000人，半數擁有本科、碩士或博士學位。在我看來，全流程、多渠道應該是新時期培養古籍人才的特征。包括從小培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興趣，讓承載這些傳統文化的古籍潛移默化地浸潤孩子們的心靈；在學校教育階段，應讓傳統文化在校園裏生根；大學階段，借鑒國外古籍保護人才的培養方式，需要整合學科設置，使課程設置更有針對性。此外，建立終身學習機製，保證在職人員知識更新、能力提高同樣非常重要。總之，以各種方式形成我國古籍行業高素質的人才隊伍，確保我國古籍事業可持續發展。